286件上海猶太難民檔案的“回歸”
 

上海特別市第一警察局頒發給伊娃的居住證

猶太難民Reha就讀虹口的上海猶太青年會學校時的成績單

原猶太難民捐贈給紀念館的安息日燭臺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白馬咖啡館外景

白馬咖啡館內景

這是一張特殊的上海居住證,194467日由“上海特別市第一警察局”頒發,編號“外 第12746號”。發黃的紙張外緣殘破不齊,但不影響主要內容的辨識,甚至證件主人留下的左右食指的指紋也歷歷在目——一個名叫伊娃·泰歇爾(Eva Teicher)的13歲小姑娘,職業為學生,住址是唐山路78139號。證件照上的她卷發大眼睛,笑容甜美,活像美國童星秀蘭·鄧波兒,讓人很難將她與“國籍”一欄寫著的“無籍難民”聯系起來。

伊娃的“無籍難民”身份源于她的猶太血統,按照希特勒的法令,德國猶太人統統被剝奪了國籍。二戰時期曾有約2萬名猶太人為躲避納粹迫害流亡至上海,伊娃就是其中的一員。1943年,她在虹口邂逅了同樣是從柏林逃亡至上海的、比她年長兩歲的弗雷德·安特曼(Fred Antman,同患難的命運使得兩顆少年的心越靠越近。1946年,弗雷德隨家人去往澳大利亞定居,他們不得不痛苦分手。好在伊娃一家于次年也來到了澳大利亞,1953年,兩人終于結束了愛情長跑,在墨爾本舉行了隆重的婚禮,迎來了安定的生活。經過多年的打拼,安特曼家族經營的女裝曾經是澳大利亞最著名的時尚品牌之一。伊娃和弗雷德不僅事業有成,而且家庭美滿,膝下有六個孫子孫女。不過這對夫婦與上海的緣分并沒有結束。2011年,弗雷德帶著他出版的自傳《三城故事:柏林—上海—墨爾本》,攜伊娃回到了闊別65年的上海,并將跟隨他們半個多世紀的上海時期的照片、證件等珍貴檔案托付給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下文簡稱紀念館),這其中就包含了伊娃的上海居住證。

筆者獲悉,與此身世相同的、能反映猶太難民來滬避難經歷的檔案文獻和實物原件,紀念館目前已掌握了286件,這一數字還在繼續上升中。

在隨主人輾轉異國的六七十年后,竟又飄洋過海回到了上海——且不論這些檔案背后藏著多少秘密,它們本身的“回家”之路就頗具故事性。

“做有影響力的紀念館,一定要有檔案史料來支撐”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之時,上海是全球屈指可數的向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城市。從1933年到1941年,總計約2萬名歐洲猶太難民先后來到上海尤其是虹口地區,在上海人民的幫助下生存,其中約1.4萬名在19432月后集中居住在虹口提籃橋區域,即日本人劃定的“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他們與當地居民和諧相處、共渡難關,至1945年二戰結束,他們中的大多數得以保全生命重獲自由,并陸續離開上海這個避風港,去往世界各地。

為了紀念這段歷史,2007年底,虹口區政府在對摩西會堂舊址進行全面修繕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向公眾開放。摩西會堂位于虹口區長陽路62號(原華德路62號),是二戰期間在滬猶太難民經常聚會和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會堂的建筑圖紙作為檔案有幸得以保存,此番整修,便根據圖紙的記載修舊如舊地恢復了會堂1928年的歷史風貌,并新設了兩個展廳和一個中庭小廣場,力圖重現歷史場景。

“猶太人避難上海是世界民族流亡史和避難史上非常獨特的事件,也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特殊組成部分,它體現了我們中國人的人道情懷。世界上有關猶太難民的博物館和紀念館很多,但是沒有一家是講述這一事件的,所以我們必須自己講好這段故事,傳播這段歷史。”館長陳儉對紀念館的定位有清晰的認識。

雖然開館伊始便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來參觀,并接待了不少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反響不俗,但遺憾的是,紀念館拿不出一件貨真價實的檔案原件,可供展出的只有復制的資料、照片、油畫、雕塑和視頻等,“無米下鍋”的尷尬深深困擾著陳儉。“沒有史料佐證的歷史故事是蒼白的。我們不能讓這段歷史停留在復制品上,而要把實實在在的東西拿出來。做一個有影響力的紀念館,一定要有檔案史料來支撐。如果一頁檔案都沒有,那我們紀念館作為曾經的歷史現場,情何以堪?”

某日,一個猶太人導游主動向陳儉展示了一張猶太難民在上海登記結婚的證書。這是陳儉看到的第一份原始檔案,“感覺很震撼,通過這薄薄的一頁紙,幾十年前的猶太難民生活一下就呈現出來,顛覆了我以往的認識——留在歐洲的猶太人正在經歷大屠殺,而逃出來的人卻在上海結婚生育,工作上學,照常過日子,并沒有陷入水深火熱的境遇。”陳儉當時就打定主意,一定要收集到相關的檔案文獻和實物,以充實館藏和展覽內容,讓紀念館講述的這段歷史更真實可信。

要感動這些原猶太難民,讓檔案回家”

2007年距離猶太難民大批涌入上海的1937年,已經過去整整七十年了,親歷者即便健在也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且散居在世界各地。尋覓當時的舊物談何容易?

紀念館先是遍訪了原猶太難民曾經居住過的里弄,從老鄰居手上收集到一些猶太人當年的生活用品。比如一家奧地利猶太難民曾經使用過的一套心形雕花桌椅,在他們離開中國后被他們的房東保留著,如今在紀念館展出。

但光靠這些撿漏是遠遠不夠的,當務之急是想方設法尋找目標——保存有實物檔案的原上海猶太難民及其后裔。一種目標是“主動送上門來的”:早在2006年,虹口區就組織過原猶太難民尋根活動,那時來了很多原猶太難民,此后紀念館就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系。這些年來,紀念館的來訪者中不乏原上海猶太難民本人或其后裔、朋友,陳儉要求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具備強烈的檔案征集意識,要像獵鷹一樣,仔細觀察紀念館所有來訪者,一旦發現與那段歷史有關的人,就“死纏爛打”,獲取他們的聯系方式,日后深度挖掘他們的故事和史料。值得一提的是,紀念館擁有一支充滿活力而又敬業的志愿者隊伍,他們主要由在校大學生組成,在承擔講解工作的同時,也尋獲了許多有價值的線索。

另一種目標是走出去多方打探得來的:紀念館與世界各地的上海猶太難民聯誼組織建立了長期聯系,請他們提供原難民的信息,協助收集檔案史料;還加入了由多個國家的大屠殺紀念館組成的“大屠殺組織協會”(AHO),以方便與同行交流,掌握行業動態。從2011年開始,紀念館每年都以“猶太難民與上海”為主題到國際上巡展,已先后造訪德國、以色列、美國、澳大利亞等國。選擇這些地方是有目的的,它們或是猶太人聚居地,或是與二戰歷史有關。每到一地,紀念館總是把辦展與尋訪猶太難民和征集檔案的工作結合起來,邀請原上海猶太難民參加活動,先為他們做口述歷史的記錄,接下來再順水推舟地征集實物。一旦成功,便就地舉行頒發捐贈證書的儀式,以“昭告天下”,紀念館既是來辦展覽講故事的,也是來征集檔案的。

從多種渠道入手,確實找到了不少保存有檔案史料的原猶太難民或其后裔。他們普遍具有強烈的“中國記憶”和“上海情結”,但能爽快答應捐贈的卻不多。原來,當他們移居到世界各地后,當地的紀念館早就“下手為強”,向他們征集檔案了。在世界范圍,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中猶研究會、依浮研究所、利奧??貝克研究所以及設在美國加州北嶺州立大學的“老中國通”文獻委員會等都開展了相關主題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很多原猶太難民表示,能捐的都已經捐出去了,留在身邊還沒有捐出去的東西,就是他們生命中難以割舍的一部分。

一次,德國駐滬領事館請了一位70多歲的澳籍猶太人來演講,老人提及自己還珍藏著幼年來滬的船票票根。這正是紀念館夢寐以求的檔案,它足以證明70年前那場改變命運的遷徙真實存在。陳儉試圖說服老人把它捐出來,老人卻說:“這張票根跟了我幾十年,已經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有生之年我是不會讓它離開我的。”但是老人認可紀念館的征集工作意義重大,于是他把四千元演講費捐給了紀念館。

在老人眼里,這哪里僅只是一張小小的船票,它分明承載著一段難忘歲月全部的哀樂、眼淚和悲欣交集,再多的金錢也負荷不了它的價值和分量!對這種感情,紀念館表示充分理解,但并不就此放棄努力。陳儉鼓勵他的團隊:“我們必須感動這些曾經的猶太難民,讓他們認識到把檔案捐給他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讓這些檔案回家,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他的帶領下,紀念館對鎖定的目標展開了細水長流的“感情攻勢”。廖光軍是紀念館的高級顧問,她和同事在電子郵箱通訊錄里建了一個“原猶太難民群”,成員包括原難民及其家人或朋友共五六十位。在特別的日子里她們會發郵件致以問候,并時常向他們報告紀念館的重要活動訊息和工作進展,甚至展覽的設計稿也會群發給他們征求意見。“他們很喜歡這種探討,通過這些互動他們覺得我們很專業,能對檔案負責”,廖光軍說。

經過多年的聯系與溝通,群里的成員已經成為了紀念館的好朋友,他們為紀念館錄制視頻,講述自己深藏心底的往事,并捐出了珍藏多年的紀念品。群里年紀最大的是一位102歲的老太太蘿絲·吉若內(Rose Girone),現居美國,1939年與丈夫攜6個月大的女兒瑞哈(Reha)從德國來到上海避難,在提籃橋地區生活了八年。蘿絲捐給紀念館的東西中就有女兒瑞哈1946年在虹口的上海猶太青年會學校(俗稱上海嘉道理學校)就讀時的成績單。這張小小的成績單顯示,七歲半的年齡段要學習圣經、寫作、閱讀、朗誦、數學、通識、體育等十三門課程,這分明昭示著猶太民族即便在命如懸絲的時刻也不放松對后代的教育。眾所周知,飽經磨難的猶太民族在經濟、科技、藝術等領域為世界貢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也許正是這種對讀書求知的強烈渴望成就了他們。1988年,蘿絲母女倆到虹口尋訪舊居,受到弄堂居民的熱情歡迎;20139月紀念館在美國紐約辦展時,她們又出席了開幕式,成為全場焦點。“蘿絲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很好,前段時間她過生日,我們在網上為她訂了束鮮花。”

原猶太難民圈子中也不乏熱心人士,主動為紀念館牽線搭橋,傳播信息。索妮婭(Sonja Mühlberger)和薩拉·伊瑪斯(Sara Imas)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索妮婭1939年在上海出生,現居德國,集教師與社會活動家的身份為一體,還出版了多部關于猶太人避難上海的書籍。她曾帶著她和弟弟的出生證、家庭照片等,回上海尋訪舊居,被媒體稱為“帶著出生證回來的上海寶貝”。薩拉1950年出生于上海,父親是1940年從德國來上海避難的猶太難民,母親是江蘇人。新中國建立后,薩拉一直生活在上海,可以講流利的普通話和地道的上海話,中以建交后曾移居以色列,后又回到上海,是成功的商界人士。作為目前所知唯一還留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后裔,她為紀念館以及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對外聯絡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許多幫助。這兩位女士如民間大使一般,經常在各種場合講述那段歷史,不遺余力地維護中猶友誼。

對這份得來不易的信任,紀念館始終小心呵護。一位89歲的原猶太難民曾寫信來質疑,說2004年曾將幾份文件捐給紀念館,后來不知所終。廖光軍在第一時間字斟句酌地寫了封長信向他解釋來龍去脈,終于獲得他的釋然。“這位老先生對猶太人避難上海的歷史頗有研究,而且原猶太難民本身也有一個互動的圈子,負面的信息和情緒如果處理不好,會有連鎖反應。”廖光軍解釋說。

通過一系列的努力,紀念館在原猶太難民群體和國際同行間獲得了一定的影響力,征集工作的局面逐漸打開,甚至有一些原猶太難民主動與他們聯系。面對猶豫再三的征集對象,紀念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我們征集檔案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講述你們避難上海的經歷,讓后代不要忘記這段歷史。檔案保存在您手上,僅僅是您個人或家庭的回憶,如果捐給我們,就為后代留存了記憶,成為世界的記憶。”征集對象被這一理念所觸動,也被紀念館的敬業和誠摯打動,紛紛捐贈了收藏品或承諾日后捐贈。也有一些檔案是老人離世后,由他們的子女捐贈或出售給紀念館。此外,紀念館通過開展機構間的國際合作,以購買和共享的方式也收集了一部分檔案原件和復制件。“我們既要與其他紀念館競爭,還要和時間賽跑。有的老人接受我們的口述采訪后沒幾天就過世了,這更讓我們覺得任務緊迫,搶救記憶刻不容緩。”陳儉說。

有些檔案的征集過程可謂一波三折。201310月,紀念館到美國芝加哥辦展覽,得知當地一位老太太保存了很多在上海避難時期的舊物,陳儉便動員她捐出來,老太太答應等開幕式結束后讓陳儉隨她回家取東西,令陳儉興奮不已。沒想到活動結束后,老太太竟然反悔了,推脫說她的女兒不同意。這事只好泡湯了。2014年底,陳儉意外收到那位美國老太太托人帶來的一包東西,打開一看,竟是求之不得的難民檔案。但這些東西并不是老太太本人的,而是她的一位剛離世的難友存放于她處的遺物。雖然她自己的東西還是沒舍得捐出來,但她對紀念館的認可和信任已表露無遺。

2015420520日紀念館在澳大利亞悉尼中國文化中心辦展,動身之前紀念館工作人員做足了功課,通過互聯網向全球的原猶太難民圈子廣發邀請觀展的“英雄帖”,還在《悉尼先驅報》和澳大利亞的猶太人報紙刊登了展覽的預告。開幕式當天雖然遭遇了悉尼十幾年來最大的一場暴雨,政府一度呼吁市民不要出門,但晚上六點鐘開幕時,能容納百余人的會場竟然座無虛席。很多老人不僅是一家三代前來,而且擔心堵車遲到,就將車停在遠處,冒雨步行前來,甚至有一位96歲的老人執意坐著輪椅來到現場。這讓紀念館工作人員深受感動。

悉尼辦展之余,紀念館收獲頗豐,不僅深度采訪了十位老人,而且還征集到了51份原始檔案和一些檔案復制件。此外,還借到了1份特殊的檔案——日軍全面占領上海后猶太難民進出“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時必須佩戴的“通”字徽章,主人就是曾寫信來質疑的那位老人。他定居在墨爾本,紀念館工作人員特意上門拜訪并對他進行了深度采訪,他很感動,看到紀念館制作的宣傳小冊子他非常喜歡,還特別推薦給自己的朋友。在最初的信中他曾斬釘截鐵地表示不可能再捐贈,結果被紀念館的專業精神和誠懇態度所打動,不僅冰釋前嫌,還又捐了幾份文件和照片,并把珍貴的“通”字徽章暫借給紀念館做復制品。

紀念館與那位“票根”老人也一直保持聯系,前不久老人來信說,今后會整理出一些東西進行捐贈。還有一位名叫Ruth Callmann的老人,曾在2009年提供了早年護照的復制品,原件在有生之年不舍得離身,在他去世之后,其朋友根據他的遺囑交給了紀念館一套護照原件。“這些老人從最初的不肯捐到捐出少量,再到承諾百年之后全部捐出——就是對我們工作的最大肯定。”廖光軍欣慰地說。

“終于有底氣講好這段故事”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從2007年至今,紀念館已陸續征集到286件檔案原件,大部分來自海外的原猶太難民及其后裔的捐贈。檔案的種類非常豐富,主要包括:猶太難民的身份證明文件、護照、居住證、難民證、戶口調查表、死亡證、預防接種證明、結婚證、離婚判決書、駕駛證、開業執照、成績單、家庭族譜、信函、照片、書籍、生活用品等。其中生活用品可謂五花八門,包含燭臺、飾品、首飾盒、放大鏡、桌布、徽章、婚紗、玩具等等。

“我們收集的史料已經串聯成較為完整的記憶鏈條,可以反映猶太民族流亡避難上海的整個歷史過程,我們也終于有底氣講好這段故事。”陳儉面露自豪。

攤開這些檔案,它們的主人逃離歐洲、抵達上海、在上海闖蕩拼搏、在虹口隔離區度過艱難時刻、與中國人民同感共苦、離開上海等經歷,像一幅幅細節豐富的畫面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觀者眼前,仿佛仍能嗅到彼時的生活氣息。他們在上海謀生立足,像上海鄰居學習使用老虎灶和小煤爐,學習簡單的中文與上海話,年輕人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學生正常上課,放學后與中國孩子一起在弄堂里捉迷藏,宗教儀式按時舉行,音樂會照開,足球隊和橋牌俱樂部一一組建,“驢友”們結伴旅游,甚至進行選美表演……“每發現一樣東西,我們都會驚訝,原來當時的生活是這樣的。”聯想起他們的600萬猶太同胞在歐洲慘遭納粹屠殺,生與死形成強烈反差,令人震撼。戰時上海的物質生活雖然艱苦,但比起地獄般的集中營,這里不啻為天堂,無怪乎猶太人將上海稱為“戰火中的諾亞方舟”。

許多原猶太難民在回憶中都提到虹口的一家“白馬咖啡館”,這家咖啡館是1939年由從維也納來滬避難的Rudolf Mosberg夫婦開設的,持續經營了5年,深受難民歡迎。咖啡館的建筑在2009年因長陽路拓寬工程被拆除,但建筑圖紙和主要構件得以保留。今年,咖啡館作為紀念館的二期工程,進行了復建。巧的是,就在紀念館去悉尼辦展前夕,通過廣發“英雄帖”聯系上了咖啡館的后人。Mosberg夫婦的兒子——現年96歲的Kurt Mosberg先生和家人如約出席了展覽開幕式并接受了紀念館的采訪。老先生當年的婚宴就是在白馬咖啡館舉行的,他滿懷深情地講述了許多關于咖啡館的動人故事。他的侄子Ron Klinger還提供了多張咖啡館的珍貴老照片,照片清晰地顯示了當時的室內外裝飾。根據這些線索,復建工程的設計師不惜將原有方案重做調整,以盡可能重現白馬咖啡館昔日風情。

隨著檔案打撈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陳儉和他的團隊對這段歷史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2015年,紀念館與虹口區檔案館聯手,為這批猶太難民檔案成功申報了第二批上海市檔案文獻遺產。在專家評審會上,陳儉有一段精彩的陳述:“這些檔案不僅是屬于猶太難民的記憶,而且充分說明了上海這座城市以及她的人民所具有的包容和善良,體現了我們中國的優秀文化,體現了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所以講述這段歷史對傳揚我們這座城市的精神,傳揚中華民族的美德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286件檔案,從無到有,每一件都來之不易。隨著征集工作的繼續,這一數字還在不斷上升。檔案“回家”的一個重要基礎是猶太人對上海的特殊情誼。很多捐贈者一再表示,檔案不能鎖緊保險箱束之高閣,而要向公眾展示,以發揮記錄和傳播歷史的功能,這樣的“回家”才有意義。“目前檔案都交由虹口區檔案館進行保護修復、數字化處理和歸檔整理,待完成這些工作后,紀念館將考慮重新布展,”陳儉透露,“這既是為了兌現猶太朋友的囑托,也是為了完成在世界范圍內傳播這段歷史的使命。”

(張晶晶)

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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