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號》高校檔案館專輯論文摘要
 

 

米格爾·安蓋利·哈拉米略·格雷拉

Miguel ángel Jaramillo Guerreira

卡羅琳·布朗

Caroline Brown

20181035日,西班牙大學檔案工作者大會暨國際檔案理事會大學和研究機構檔案處年會在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市舉行。正值薩拉曼卡大學建校800周年紀念之際,本次檔案大會選定了四個主題展開討論:大學檔案的身份認同、檔案在大學社區中所起的作用、歷史檔案的管理以及檔案歷史遺產的宣傳與推廣。本期特刊中的文章也將以這一順序排列,但提醒各位注意的是不少作者的文章并未局限于某一主題,而是穿梭綜合了多個主題。

各位讀者也會發現所有文章都貫穿了一條明顯的主線:大學檔案和大學檔案工作者的身份認同和作用。各位應謹記這里討論的不僅是有歷史價值的古老記錄這類“傳統”意義的檔案,相反這些文章對于任何時間形成的記錄,只要是永久保存以備未來查考的文件,都具有參考意義。

會議討論的檔案類型五花八門,所以本期特刊搜羅的文章也涉獵廣泛。文章反映出世界不同地區的大學檔案在其構成、內容以及各項活動中有著顯著差異,也探討了它們最基本的共同點:希望采用標準化方法管理檔案,以及最重要的是推進大學檔案為本機構乃至為整個社會服務。

多篇文章作者都明確指出,大學檔案工作者已逐漸意識到必須加深對所轄檔案及其歷史的了解,這是熟悉掌握自家存檔情況的最佳途徑。弄清存檔最初如何創建、曾經怎樣隨著時間推移進行管理或遷移,才能在此基礎上解讀檔案的現狀。若能通曉這些情況,對每份文件產生的背景了然于胸,那么對它所傳遞的信息解讀自然深度不同,從而影響對文件本身的管理利用乃至對整個檔案的理解。

眾所周知,一流的大學和研究中心保存著非常豐富而重要的檔案資源,但事實上這些珍貴的檔案甚至在本機構內受到的關注度都微不足道。盡管檔案工作者已經意識到對于產生機構或收藏機構而言,檔案是其區分身份認同最基本的要素,但在檔案界之外人們并沒有這樣的認識,檔案得到的關注度依然不夠。

大學檔案的身份認同差別很大,有些機構的檔案側重于文件和記錄管理,有些機構則致力于從外部收集記錄,甚至為特定的收集目標設立新全宗。本刊中不少作者認為,這種身份認同是由檔案工作者自身所起的作用決定的。有些人把自己定位為研究機構歷史的歷史學家,也有人把自己定位為某段歷史的解說人。后者還會積極投身社會活動,特別是涉足如種族歧視、少數族裔或婦女權益之類的敏感問題。他們關注這些主題,遇上有些活動會牽涉到與該主題相關的檔案,會優先安排參與,比如會通過某項活動積極搜尋與主題相關的文件為自家的館藏添磚加瓦。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記錄缺失本身就透露了當初檔案創建者的行為信息,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說確實有必要深入挖掘與這些主題相關的“不存在的”文檔。研究不存在的文檔自有其價值,不僅對這些文檔本身有重大意義,而且對解讀現存檔案更是意義深遠。某些文檔的缺失反映了歷史的現實,不論此舉是與檔案本身有關,還是出于該機構從事的活動類型,或是因為某些群體的存在被大學研究邊緣化了。

有些文中策略似乎指向“專題檔案”的概念。按照檔案傳統理念,有些人認為“專題檔案”這一概念不合適,與檔案本身的概念相矛盾。這場爭論是由當前的現實狀況引發,特別是以行政管理為重點的大學檔案館與更注重純粹歷史或研究從而與圖書館界聯系更緊密的大學檔案館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在薩拉曼卡會議期間這個問題尚未充分展開討論,還將留待今后深入探討。

與大學檔案中可能存在檔案專業化的問題一樣,本期特刊中有人也注意到檔案館本身作為機構活動的反映,也同樣有專業區分的問題,如在大學環境下的科英布拉大學生命科學系,或是從外界收集同類特征或主題的檔案不斷補充本機構檔案全宗的研究中心,如惠康基金會。同樣,也有大學檔案流失給其他機構的情況。奧塞霍Yolanda CagigasOcejo)在文中指出,大學檔案中有大量由學校或校外有關人員形成的人物檔案,而且其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如今應當逐步厘清其歸屬和現狀,摸清世界各地大學對該類檔案都是如何管理的。

至于檔案行政管理方面,目前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新的文件類型,正就檔案工作中的關鍵問題進行研究,例如通過執行ISO標準實現標準化。卡韋羅(Manuela MoroCabero)在文中闡述了執行國際標準時遇到的機遇,也討論了在執行標準過程中整個大學行政部門而不僅僅是檔案部門所面臨的嚴重問題,這種情況與檔案部門在機構中占據的地位有關。

最后,本期特刊的內容也反映了大家共同關切的話題:必須通過不同的宣傳手段——從舉辦傳統的展覽、召開會議、來訪利用及編輯出版工作乃至現在的特殊優勢:網上傳播——使大學檔案得到更多民眾的關注。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網上傳播并非首要目標,而是為了檔案中特定的某些文件或主題而策劃,這種宣傳方式大多與紙質檔案外的其他檔案載體類型相關聯。

    本期特刊面世或將使全球檔案界得以一窺其他高校或研究中心檔案館工作的成就,其作用與國際檔案理事會其他部門的奮斗目標一樣,旨在為我們專業領域內的從業人員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思考和理念。

高校檔案館:薩拉曼卡大學檔案館引發的思考

米格爾·安赫爾·哈拉米略·格雷拉

Miguel ángel Jaramillo Guerreira

本文強調需要將每個歸檔全宗的歷史作為理解檔案的必要工具,以確保對全宗內的文檔進行恰當的歸檔管理。本文以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ty of Salamanca)檔案館的發展歷史為例,探討了高校檔案館發展的普遍原則。這些觀點都是基于一個想法:想要著手處理一個全宗,我們必須了解它自誕生至今的全部歷史。這包括能夠正確地甄別產生文件的責任者、了解文件的創建和累積方式以及生成這些文件所要達成的目標任務。這一理念應貫穿始終,從將它們作為機構管理文件進行整理,直至在文件轉化為檔案的過程中如何理解其中的規則和管理方法。薩拉曼卡大學的例證,強調了實行這一理念對大學檔案館的重要意義。經過調查研究,我們不僅弄清了大學自身的歷史淵源,厘清某些事情的來龍去脈甚至更超出了大學本身的范疇。我們找出了那些似乎與大學沒有聯系的文件存在于大學檔案館中的原因,也確定了為何有些全宗看來非常混亂,因為檔案整理工作僅始于19世紀,此前并沒有相應的管理。最后,文章還闡述了該檔案館的制度化過程,以及高校檔案館選址對于是否能得到他人認可作為該大學的代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民族和解的過程中高校檔案工作者

承擔著指引方向、守護真相和激發他人靈感的角色

埃麗卡·B. 戈德

Erika B. Gorder

2016年,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迎來了250周年校慶。這是一次難得的契機,促使人們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學校的整個發展歷史,特別是大學發展過程中在奴隸制以及將種族歧視制度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羅格斯大學受到“黑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以及其他在美國尚處于殖民地時期就建立的大學發起對奴隸制調查的啟發,也希望讓他人能聽到過去被奴役、被掩蓋、被忽視的人群發出的聲音,同時也讓這些人得到他人承認。于是學校設立了羅格斯大學歷史上遭奴役被剝奪公民權的人群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意識到需要開展廣泛的檔案調查,才能揭露歷史真相。多方合作研究的結果,是以《紅與黑 第一卷:羅格斯大學歷史上的奴隸制與強取豪奪》為開篇的三卷長篇學術著作面世,這一成果也為其他利用大學檔案資源的項目提供了靈感。這些大學內部自發行為向外界傳達了過去的聲音,而此舉也使檔案館本身得以發聲并獲到了他人的認可。像大學這些大型機構在回顧自身歷史時,從其敘述的內容也可看出歷史和記憶在機構文化中發揮著多重效用。產生這樣一部歷史著作,檔案館起著核心作用,但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檔案工作者——是肩負著編輯、作家、管理員、研究員、譯者、守護人和斗士等多重角色的關鍵人物。高等教育機構的檔案工作者歷來樂于涉足傳統學術研究,也積極參與合作分析歷史真相,并為追溯所在機構的歷史淵源貢獻力量。大學檔案館可以超越地理空間和檔案本身的限制,在機構發展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對于高等教育各方面的使命達成也能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延展教學的時刻”:利用檔案重新審視一所新興大學的歷史

希瑟·佩雷斯Heather Perez

考特尼·斯圖爾特Courtney Stewart

位于美國新澤西州的斯托克頓大學(Stockton University)以曾參與簽署美國獨立宣言的理查德·斯托克頓(Richard Stockton)的名字命名。這所大學成立于1969年,當時正值美國民權運動高潮。然而斯托克頓本人蓄奴,并在作為革命者簽署《獨立宣言》后,又簽署了效忠英國王室的誓詞。這所大學為何以一個奴隸主甚至可能是叛徒的人命名?這是一段復雜而矛盾的歷史。鑒于美國發生了多起拆除南方聯盟的雕像和紀念碑、重新命名紀念奴隸主的建筑和機構的事件,斯托克頓大學對自身的歷史和身份也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我們從歷史更悠久的機構中查找檔案,研究了理查德·斯托克頓的過往。又從美國建國初期的文獻及大學本身的檔案中,分析了大學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起因和經過。不過檔案并未解答所有疑問。為了解開這些聯系著過去和現在的謎團,本文作者根據文件歸檔原則,四處搜尋文件記錄,列入研究的名錄中。這位檔案工作者攜一位學生研究員借此機會通過收集、研究、教學和參與大學項目團隊,提升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利用這一“延展教學的時刻”重申了保存大學檔案的重要性。

學術機構的檔案工作者成為變革的推動人

謝利·斯威尼Shelley Sweeney

學術機構的檔案工作者支持本機構甚至承擔起所在機構扮演的社會道德角色,也可以成為推進變革的力量。位于加拿大溫尼伯的曼尼托巴大學檔案特藏部(University of Manitoba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為該校爭取到了保管印第安土著寄宿學校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檔案的機會,并創建了國家真相與和解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檔案特藏部同仁與土著同事密切合作,聽取幸存者的公開證詞,在這一過程中獲益良多。然后特藏部將這些經驗教訓廣泛融入收集、著錄、檢索、宣傳及利用等日常檔案活動的各環節中。雖然這只是檔案特藏部去殖民化行動的開端,但這種尋求和解的真誠努力廣泛影響著其他想要更真實、更深刻記錄社會發展歷程的人。檔案工作者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可以廣泛推廣應用。與檔案部門收集文件的記錄對象加強交流至關重要,鼓勵這些社區成員參與編制最終的檔案記錄也必不可少。聆聽、接受他人之教誨,需要耐心、尊重、友善和開放的胸懷。追根究底,保存檔案記錄責任之重大,僅僅依靠檔案工作者難免獨木難支。我們必須爭取社會各界的協助,幫助我們挑起檔案責任的重擔,由此產生的社會記錄也將更趨完善。

鏡中映像——捕捉惠康博物館的多重身份

阿里克·奧凱、特魯迪·齊默爾曼

Arike OkeTrudy Zimmerman

現在的惠康基金會是于1936年根據藥劑師、企業家、慈善家和收藏家亨利惠康(Henry Wellcome)爵士的遺囑創建,是一個全球性的慈善基金會,旨在“幫助偉大的想法蓬勃發展”以改善每個人的健康狀況。而如果要研究醫學史,惠康博物館(Wellcome Collection)則是全球主要信息資源之一。博物館的藏品將科學、醫學、生命和藝術緊密聯系,時常挑戰人們對原先健康理念的感受和理解。而且博物館的藏品內容還在不斷發展壯大。但如果對機構自身的發展歷史棄而不顧,惠康的雄心壯志又如何能趕上現實的發展呢?直到最近幾年,惠康博物館才開始系統地考慮如何追索自身機構的記憶。博物館在努力收集自身檔案遺產的同時,還不得不面對機構的特殊性:它并不是單純的研究機構,也不是一個慈善組織,更不是一家企業。惠康博物館致力于為各種研究提供開放的資源,但如果連自身歷史都無從查考的話,那豈不是砸了自家招牌?本文探討了惠康博物館的多重身份,審視了“收集自己的歷史”,而不是“我們”作為收集人為“他人”收集歷史資料的傳統概念。文章也探討了與收集行動伴隨而來的焦慮與機遇,以及如何能使這種行動隨著惠康的發展而持續開展。

大學檔案館在以學生為主導研究校園歷史行動中所起的作用

紀念和重申美國高等教育事業中也有黑人學生的身影

阿什利·格塞拉Ashley Gosselar

美國大學校園里熱心學生活動的人士正致力于研讀檔案,以挖掘非裔美國人在校園內活動的記錄。他們還要求更改建筑物的名稱、拆除紀念種族主義歷史的雕像,并創設強調非裔美國人曾參與校園歷史的紀念空間,以希望改善人文環境。“布林莫爾學院的黑人”(Black at Bryn Mawr)徒步旅行和芝加哥大學的“紀念女性項目”(Monumental Women Project)便是例證。這些舉措推進了米歇爾卡斯韋爾(Michelle Caswell)、瑪麗卡西弗(Marika Cifor)和馬里奧拉米雷斯(Mario Ramirez)所稱在以白人為主的院校學習的有色人種學生的“代表性歸屬感”。本文以這些學生為主導的活動為例,探討了高校檔案館在這種代表性歸屬感中所起的作用,并指出檔案工作者注重收集和宣傳有色人種學生的檔案也有助于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在歷史記憶檔案文獻中心研究西班牙內戰期間

奧維耶多和馬德里兩地大學內文獻和書目遺產受破壞情況

何塞·路易斯·埃爾南德斯·路易斯

(José Luis Hernández Luis

西班牙內戰期間,奧維耶多以及中部地區(馬德里)大學內的文獻和書目遺產遭到嚴重破壞。歷史記憶檔案文獻中心(Historical Memory Documentary Centre)收藏著包括文本及圖表形式的一系列文獻資料,通過查閱這些文獻可以重建這一時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但這些文獻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將對這些藏品進行分析,為研究人員和文檔專業人員前來查閱利用提供指導。

瓦倫西亞大學及大學檔案

——保存在瓦倫西亞大教堂檔案室的主教檔案

瑪麗亞·伊雷妮·曼克勒斯·庫尼亞特

María Irene Manclús Cu?at

瓦倫西亞大學(University of Valencia)的建立由君主、教會和市政府三方協力,這就是為何瓦倫西亞大學的檔案會分別出現在瓦倫西亞的市政府、大學和大教堂三處檔案機構中。本文將關注焦點集中于大教堂保存的檔案,特別是其中的主教(pavordes)檔案(這一職位主要管理司法、領土特權和教堂收入)。從16世紀晚期起,這些主教就領著教會的俸祿,同時在大學理事會任職。1585年,教皇西斯都五世(pope Sixtus V)發布了一項法令,規定將2月份的主教薪酬用于補貼普通課程(Estudio General)的開支。這項法令就是這些檔案全宗最初的源頭。如果沒有這些文件,就無法重建大學長期發展的過程。由于大教堂神職人員中有不少人是大學理事會的成員,且在政府中任職,研究這些檔案的內容讓人能從更大的視野、更全面地了解大學的歷史。全宗內的這一系列文件是研究該大學運作的主要資料來源(內容包括教皇訓諭、章程、法規、會議記錄、信件),了解有關資產的管理情況,從原始的描述清單中還能窺見這些檔案原先是如何整理和利用的。本文是大學檔案館和大教堂檔案機構合作的成果之一,雙方合作的目的是通過將全宗內容數字化并加強宣傳推廣,增進民眾對這些全宗的認知度。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保存的植物學歷史檔案

對于生物多樣性研究、眾包和科學史研究項目的價值

安娜·馬加里達·迪亞斯·達席爾瓦

M.特蕾莎·貢薩爾維斯

海倫娜·弗雷塔斯

Ana Margarida Dias da Silva, M. Teresa GoncalvesHelena Freitas

本文著重介紹了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檔案館(Botany Arch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簡稱BAUC)的館藏在自然科學研究、公民科學項目和向大眾傳播科學等領域的重要價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檔案館保存著自1772年以來大學自然科學院及植物園全體教職員工活動的記錄,目前擁有大約歷時250年的記錄信息,其中大部分內容產生于1920世紀。檔案內容包括植物園(大學檔案館的部分館藏)、植物研究所、植物學博物館(現已并入大學科學博物館)及大學植物標本室產生的文本、圖像、照片和影片資料。這些檔案中的絕大部分從未對外公開發表,但目前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檔案館已經開展了數個對這些資料進行重新評估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建立在線數據庫(例如“植物學數字圖書館及檔案館”)、“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研究的發展歷史及其在葡萄牙語世界的表現”研究項目、“追蹤自然學家”和“植物書信”系列紀錄片以及在Zooinverse平臺上的一項參與性科學倡議。所有這些項目都表明,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檔案館為大學社區提供了許多進行歷史研究和交流的機會,如以當代視角來審視舊檔案,還有可能會發掘出不少新的信息內容。

科學活動的記錄

——分析奧斯瓦爾多·克魯茲研究所的實驗室筆記

保羅·羅伯托·埃利安·多桑托斯

Paulo Roberto Elian dos Santos

本文以實驗室筆記作為研究對象,這是記錄實驗室科學活動的一種文件類型。作者對奧斯瓦爾多·克魯茲研究所(Oswaldo Cruz Institute)實驗室產生的記錄進行長期研究后認為,實驗室筆記可以按其在生物醫學研究中的不同類型、用途和格式進行分類。作者還闡述了這些記錄筆記與檔案學整理此類全宗的理念、方法和技術之間的相互關聯。本文旨在厘清這些記錄筆記產生的源頭、生成的類型和格式以及在15個實驗室中保存和利用這些筆記的現行做法。作者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發放問卷調查、面談、對檔案進行分析及書目研究。此外,文章還討論了開放實驗室筆記,以及在當代所謂“開放科學”的爭論中如何開放實驗筆記的總體設想。

科英布拉大學檔案館:管理、交流與信息傳播

 利利亞娜·伊莎貝爾·埃斯特韋斯·戈梅斯

Liliana Isabel Esteves Gomes

科英布拉大學檔案館(Arch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簡稱AUC)保存并管理著自國王狄尼斯(King Dinis)于1290年創建科英布拉大學至今,學校產生和收到的數量龐大的文件記錄。而且該大學檔案館作為具有地區檔案館功能的專門服務機構,還要對所在地區產生的全宗進行收集和管理。本文討論了該檔案館的組織和功能,專門列數了科英布拉大學檔案館正在開展的研究項目,其中特別關注了信息交流和傳播的相關項目(例如數字化內容的利用以及通過網絡開展研究的工具)。文章研究了大學檔案館當前關切的問題以及近期面臨的挑戰。本次涉及科英布拉大學檔案館的研究使用了正式的案例研究方法,認為該機構過去只維系著大學以及科英布拉地區“世襲價值觀”的記憶,而如今則奉行信息傳播及對社會有貢獻的發展策略。

大學里保存的人物檔案

——五大洲檔案文化之比較

約蘭達·卡希加斯·奧塞霍

伊內斯·伊魯埃塔·埃爾南德斯

埃絲特·埃斯拉瓦·奧喬亞

Yolanda CagigasOjejo, Inés Iruita Hernández, Esther Eslava Ochoa

在西班牙,擁有“人物檔案”(archivospersonales)的大學越來越多。本文在全球范圍內分析了110所大學的人物檔案全宗管理情況,這些大學分別選自五大洲,涉及不同的檔案文化背景。文章作者首先用英語和法語類似“archivo personal”的詞匯進行檢索,檢索的范圍包括:由盧恰娜·杜蘭蒂(Luciana Duranti)博士主持建設的多語種檔案術語數據庫、選定的110所大學的官方網站、校方介紹自家保存“人物全宗”的出版物以及針對這些機構曾進行調查研究的結論文本。本文對獲得的所有數據進行分析比較后,解答了以下問題:為什么大學里要保存“人物檔案全宗”?它們經由何途徑獲得這些檔案?如何著錄介紹這些檔案?為方便研究利用,它們提供了哪些服務?

新老高校檔案館以紐約大學本部及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為例

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布拉德·鮑爾Brad Bauer

紐約大學 珍妮特·邦德Janet Bunde

    過去幾十年里,整個檔案事業都經歷了迅猛發展,而高校檔案館發揮的作用也隨之有了長足進步。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兩個檔案館——位于紐約校園內的大學檔案館以及最近在阿布扎比設立的分校檔案館,兩者的現狀生動說明了其中某些變化。本文不僅將兩校區檔案館進行對比,更涉及社會大背景下檔案鑒定理論的演變,由此闡述了20世紀美國檔案專業的發展,也反映了當今高校檔案工作者在努力應對歷史記錄性質和形式變化的今天所面臨的挑戰。

回顧分析印度高校檔案館面臨的問題、挑戰與未來趨勢

米納·高塔姆

MeenaGautam

檔案作為過去事件和活動的真實信息源被保存下來,是該組織過去記憶的守護人。與其他組織機構一樣,高校檔案機構亦應根據健全的檔案業界標準和管理方法,以專業的方式保存和管理檔案。印度的許多大學都已有將近或超過百年的歷史,但多數學校的檔案管理工作僅僅在過去20年才發展起來。這些學校在制定文件管理策略、收集整理文件的實際做法、藏品的數量和質量以及面對服務對象和與管理部門的關系等各方面表現都良莠不齊,而它們在文件管理和歸檔實踐方面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迥然不同。本文作者研究考察了三家高校檔案館:德里大學(大學成立于1922年,檔案館創設于2006年)、印度國立伊斯蘭大學(University of JamiaMilliaIslamia,大學成立于1920年,檔案館創設于2006年)以及位于新德里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大學成立于1969年,檔案館創設于2004年)。作者調查研究了這些高校檔案館如何反映其所在大學的歷史演變,它們自身創設時的環境和時間點,還總結了它們在檔案保管、保護和提供查閱方面,特別是目前出現數字檔案以及未來信息和通信技術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執行國際標準ISO 15489-1和ISO30301對高校檔案館基礎建設的意義

曼紐拉·莫羅·卡韋羅

佩皮塔·拉文托斯·帕哈雷斯

約蘭達·卡吉加斯·奧塞霍

(Manuela Moro Cabero,Pepita Raventòs Pajares,Yolanda Cagigas Ocejo)

高校大部分學術研究和社區活動的情況都留存在檔案中以備歷史查考,因此電子辦公已經越來越依賴學校的檔案工作者。目前高校檔案館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確保其檔案的數字化連續性,既保證大學行政管理的有效開展,也要符合法規的要求。滿足兩方面要求的特殊性以及技術平臺快速淘汰的特點,都增加了檔案管理的復雜性:必須將文檔、數據和數據庫都維護在可控范圍,使其在較長時間內都可反復使用。此外,全宗以及全宗內的藏品都應當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在決定保存什么、為誰保存、如何保存以及用什么工具保存時都要有科學的嚴謹性。本文分析了高校檔案館為迎接這些挑戰所達到的檔案標準化程度,以及依此開展的檔案管理系統對整個學校產生的影響。本文通過分析統計數據、使用ISO工具箱以及研究規范兩項國際標準的方法論條件,對執行國際標準ISO 15489-12016年)和ISO 303012011年)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調查研究,論證了標準化對于確保文檔的數字化連續性、為學校進行選擇時提供評估意見、在外部條件變化的情況下保證可持續提供利用的重要意義。

檔案館內的環境教學是我們教學的根本

凱里·比姆Carey R Beam

卡麗·施維爾Carrie Schwier

過去幾年里檔案教學工作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隨著高校檔案工作者承擔的教學任務逐漸增加,他們不斷從館藏中篩選出有助于教學的校園文化遺產,并運用相關教學理論將之與實踐相結合。此舉會讓來聆聽課程的學生以及與他們在教學上合作的伙伴都能從中獲益。基于環境的教學活動(Place-Based Education,簡稱PBE)利用當地環境、社區、物力和人員的優勢,提供沉浸式的學習機會。這種教學的過程以學生參與和真實的互動為優先考慮,并在教學中為檔案工作者提供了利用課堂內部空間力量的機會。本文以印第安納大學的課程作為研究個案,概述了大學檔案館內基于環境教學的整體情況。

與過去一起創新:海梅一世大學檔案館的挑戰與機遇

瑪麗亞利東·帕里斯福爾奇

María-Lidón París-Folch

本文考察了西班牙卡斯特利翁省(Castellón)海梅一世大學(Universitat Jaume I)檔案館的經驗和正在開展的項目,思考了當前歷史檔案數字化和提倡開放利用的大環境為保存機構記憶提出的挑戰和機遇。討論的起點是保存在大學檔案館內的記錄——本大學及昔日的高等教育機構:教育學院(Escuela de Magisterio)和卡斯特利翁大學(Colegio Universitario de Castellón1900-1991)的檔案,以及其他保存于外部機構的檔案。這些都是研究大學歷史不可或缺的信息資源,對研究教學演變、經濟學、大學生活、傳記學等學科也很有參考價值。在當前“開放”文化的大背景影響下,歐洲出臺了關于數字化和文化遺產的立法,使用了數字人文的新概念,檔案館也可以應對新挑戰,從事為歷史記錄增添價值的創新工作。本文討論了大學檔案館目前正在開展的項目,由此認識到了解用戶、數字化、開放利用、宣傳及合作的重要性。這些項目的進展表明高校檔案館如能在傳統服務基礎上有所拓展,則可以成為校內學習、教學和研究的中流砥柱,從而吸引更多利用者,擴大自身的影響范圍。

(李燕 編譯)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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