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
 

【書名與作者】

《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以下簡稱《遺忘》)2014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新世界版”《中國新聞出版報》20148月優秀暢銷書榜(社科6本;“讓城市因熱愛讀書而受人尊敬”—— 2014年度中國深圳第15屆讀書月被評為100本里第61本。歷史研究是沒有國界的。遺忘》內容4部分19章,有前言、后記和引文注釋,336千字,是西方學者標準的學術史著,觀點和結論均基于考證過的可信的檔案、新聞、文學和史著等原始文獻(以下簡稱“史料”)。

牛津學者:冷戰是西方盟友遺忘中國的源頭閱讀一本書,首先要弄清楚作者。《遺忘》的作者——拉納·米特(Rana Mitter)教授,現在英國牛津大學任教。201445歲了,他說自己不是江湖傳聞的38歲不過,他38歲那年確實成為牛津大學那年最年輕的現代中國政治與歷史學終身教授,是繼費正清、傅高義、史景遷之后西方新生代中國通西方新一代中國抗戰史研究權威,可不是江湖傳聞。2007年,他創辦了牛津大學中國抗日戰爭研究中心,2014年升格為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成為西方漢學界權威研究機構之一他撰寫了《東北神話: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抵抗與通敵》《痛苦的革命: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斗爭》《二戰期間國民黨對中國人民的分類》等多本學術性中國論著在西方很有影響。他在牛津大學學中文讀歷史,通讀中國歷史且熟中國近代史,與中國接觸已達26年,在東北呆過7個多月博士論文談的九一八事變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影響。敬仰司馬遷,知道司馬遷著述《史記》之前,“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實地走訪了大半個中國的歷史他說:我的足跡可比司馬遷還復雜遼闊。

【版本與譯者】

牛津學者:冷戰是西方盟友遺忘中國的源頭《遺忘》,拉納·米特用了10多年的時間付之梨棗20139月由英國艾倫萊恩出版社出版,書名為《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中日戰爭 1937-1945 為生存而戰》),即引起強烈反響,連續7個月雄踞亞馬遜歷史·中國暢銷書榜首。同年10月,美國霍頓米夫林哈科特出版社出版美國版,書名為《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被遺忘的盟友 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7-1945),當選為《經濟學人》和《金融時報》的“年度必讀圖書”。在到一年的時間就擁有20多個國家的版權,其經典性、權威性、可信性、可讀性自不待言。

遺忘英國版、美國版為什么名不同拉納·米特這樣說:

http://upload.cankaoxiaoxi.com/2013/1014/1381723431731.jpg歷史書要努力體現全球化進程中的反思如今基于二戰歷史的全球化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們所談論的不再僅是一場關于某個國家的戰爭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應在一個相互關聯的語境中理解那場戰爭這需要結合不同國家讀者的閱讀傾向對關心歷史的英國讀者來說只要將歷史要素充分展現在書名里面幫他們回憶起歷史就可以了而在北美特別是美國《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書名顯然是精心挑選的結果。美國人有一種傾向,只喜歡讀跟自己國家有關的歷史我想借這本書提醒美國讀者在大約70年前在那場他們為之奮斗的最重要的戰爭里中國是他們重要的盟友這在當前中美關系起起落落的當下尤為重要翻譯回中文的時候很有趣,我們決定用和美國版同樣的標題首先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非常感興趣;另外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也忘記了自己是英美的盟友這一事實。

兩邊都在遺忘兩邊又都在喚醒記憶

《遺忘》,2014年的6月,臺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被遺忘的盟友》書名出版(以下簡稱“遠見版”),譯者是林添貴,審訂劉維開,導讀張作錦。推薦評論:齊邦媛(《巨流河》作者):“這本書簡直是我的知音!抗戰八年是中國存亡的大關鍵,也是我所記得中國人最有骨氣的時候。終于有西方權威學者從客觀的、學術的角度,寫出了當時中國真正發生的事情,給我們歷史的公道。”入江昭(Akira lriye,哈佛大學美國史榮譽教授):“這是對中日戰爭(1937-1945)最上乘的研究,以任何文字寫作而言它都不負此譽。它包羅廣泛、研究透徹,而且客觀……對于有心了解中國如何影響今天世界的人,這是非讀不可的一本書。”《經濟學人》:“《被遺忘的盟友》講的是中國的抗戰經驗、現代中國意識的起源,以及將會影響二十一世紀亞洲的一段關系之根源……”《衛報》:“米德把戰時敘事很重要的部分回復到恰當的位置,并以人道精神和大智慧去敘述精采故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學者都應感謝他……這是最好的指引。”麥可尼爾(J.R.McNeiLL,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教授):“大家總是容易忘記,中國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已和日本苦戰多年,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犧牲了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人的生命。讀完本書,你將清楚記住中國痛苦求存的容貌。全書故事節奏緊湊,充滿洞見,是最上乘的歷史佳作!”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Platt 《太平天國之秋》作者):“扣人心弦的紀實歷史之作!權威、史詩、生氣蓬勃,透過中日八年抗戰的觀點重新理解中國的最好觸媒。”

美國學者葛雷·庫薩克(Greg Cusack)讀后深受感動,在《觀察者》撰文說:

身為一名歷史學者,我深知十九世紀,在西方勢力的反復欺凌下,中國這屈辱的一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但在翻閱這本書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為西方國家的盟友,遭遇如此悲慘。

張作錦說:葛雷·庫薩克建議,“這本書在美國應列為國民必讀書目,因為此書可以事半功倍地幫助美國公民了解二戰時中國所做的卓越貢獻,了解當前變化莫測的中日緊張局勢,以及中國為什么不信任西方。‘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政府偶爾會讓西方覺得“過于張揚”,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潛意識里依然希望中國“牢記自己的位置”,并且像從前一樣對西方百依百順。’”“如果《被遺忘的盟友》在美國應列為國民必讀書目,那么在大陸呢?在臺灣呢?凡是中國人者,都應一讀,好給自己增一些警惕,長一點志氣。”

新世界版《遺忘》譯者為蔣永強、陳逾前、陳心心,審校聶洪萍。權威推薦:國際問題專家 美國前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紐約時報書評周刊》、《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華盛頓時報》、《金融時報》、《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電訊報》、《新政治家》、《外交事務》、《觀察家報》、《南華早報》、《每日野獸》、《柯克斯書評》、《經濟學人》、新華網《暸望東方周刊》、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深圳衛視《決勝制高點》節目主持人朱克奇、長城抗戰網總編賈元良、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教授吳景平、北京外交智庫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和靜均、抗戰研究專家 《1944:松山戰役筆記》作者余戈。

92高齡的亨利·基辛格讀后感是:

拉納·米特的新作《遺忘》非常成功,它描繪了成百上千萬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史,以及戰爭如何促使現代中國崛起。這本書揭開了行將被人遺忘的歷史記憶,為人類史料的豐富和完整化做出了重大貢獻。

20143月,拉納·米特致中國讀者寫道:

對于本書的中文版能夠與你們見面,我感到十分榮幸和愉快。西方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知之甚少,而我創作本書的目的就在于讓他們了解那段悲慘的歷史,并為他們展現中國的轉型歷程。我希望你們也能從中學到一些新鮮、有趣的知識。此外,我還希望你們能從一位西方學者的角度去發現并了解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性。

我在這本書上化費了許多心血,極力呈現中國歷史上最慘痛的那段時期。我衷心地希望你們能喜歡它,也希望借此激勵你們收集更多有關抗日戰爭的史料。

海峽兩岸《遺忘》諸位譯者,尊重兩岸研究學者和一般知識人(以下簡稱“讀者”)的傳統語文閱讀的不同習慣,譯成中文,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閱讀他們的譯作,都是一種享受。更值得稱贊的是兩岸譯者都將《遺忘》引文注釋一一譯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讀了,哪得不首肯!

【閱讀體會】

一、治學作風

繆啟愉說:“寫書或寫文章,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和作風。一種是輕浮的作風,自己頭腦空虛,又不肯花力氣,東抄西襲,拼湊成文,甚至剽竊別人的勞動成果。一種是踏實的作風,自己有所感和有所見而后寫書,言中有物,自出心裁,而踏實盡然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必然嚴肅認真,所以不東抄西湊,就是引用他人資料,也一定交代出處,不掠人之美。”《遺忘》就是后一種踏實嚴謹的治學作風,實地走訪,遍查、詳盡“占有”檔案館、國史館、圖書館、紀念館解禁的史料,從事實出發,通過思考驗證加以總結提高,升華為精華,適當地敘述出來,告訴世界,告訴那些遺忘的國家,具有體裁創新和綜合性質。不是對史料的綴輯與拼接,不是在史料堆里東抄西抄,更不是道聽途說,信口開河,隨便下筆,而是具有多方面多類型的調查、驗證基礎的。拉納·米特說:“實地走訪的好處是增加感性認識聽到很多民間傳說。當然我不是那種信任道聽途說的人我會去檔案館找資料反復查實核實”好多城市檔案館提供的便利條件讓我大受其益,“十分感謝各地檔案館同仁、館員之協助,它們是重慶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特別是馬振犢);紐約的聯合國檔案館;倫敦的公共紀錄處(即國家檔案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以及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的國家檔案館。我尤其感謝獲準引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尚未出版的《蔣介石日記》。Bodleian圖書館的David Helliwell一直是最清楚資料來源的寶庫,也一向很有辦法協助找經費購買新材料。”

《遺忘》援引的史料,用檔案編研工作的術語概括:抄纂型的,如《毛澤東的通往權力之路》、《英國海外政策文件》、《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集》《中華民國史檔案史料匯編》、《抗日戰爭時期四川省各類情況統計》(四川省檔案館)、《史迪威日記》、《周佛海日記》、《程瑞芳日記》、《魏特琳日記》、《費吳生日記》。編述型的,如《重慶大轟炸》(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著作型的,如《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戰爭中的中國人民:人類災難與社會轉變(19371945)》、《日偽對華中淪陷區經濟的掠奪與統制》、《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去大后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饒家駒安全區:戰時的上海難民們》、《目擊大屠殺:美國傳教士見證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期刊,如《民國檔案》、《云南檔案》。報紙,如《字林西報》、《北華捷報》、《申報》、《中央日報》。

《戰爭與和平》作者托爾斯泰說:“在我的小說中的任何位置,歷史人物都是可以演說和行動的,我沒有創造資料,而是對資料進行了利用,在我的創作過程中這些資料形成了一個圖書室,我覺得無須在這里將這些資料的名稱一一列出,但我可以隨時給出參考文獻。” 《遺忘》引用他人的資料860處,拉納·米特一一標明出處,交代方案清清楚楚,而且忠實地保留原文,不擅改一字,可見拉納·米特治學之嚴謹。

二、寫作態度

眾所周知,史著寫作技巧決定于寫作態度,寫作態度決定于讀者對象。拉納·米特20148月22日就新世界版《遺忘》上海與讀者、媒體見面并與復旦大學石源華教授、張維為教授座談時,樸實說理,觀點中肯,說:

各國、各地有不同的“抗戰史”。日本有15年戰爭的說法在東北戰爭從“九一八”開始打了14年,對全中國而言,盧溝橋事變才是開端,所以抗戰是8年。在倫敦,人們強調丘吉爾首相、強調英法德之間的沖突,在美國,人們強調太平洋戰爭——大多數西方人曾覺得中國的作用無足輕重,但現在他們的看法正在改變。此外,陪都重慶、淪陷的上海、被屠殺的南京、紅色的延安等等,每一個城市的抗戰歷史都不同。它們不一樣,但也不沖突都是抗戰史的一部分這是我寫《中國,被遺忘的盟友》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能呈現一個比較完整的抗戰。

關于中國抗日史,西方人為什么會知之甚少,被遺忘被抹殺被掩埋。原因是什么?拉納·米特說:

1949年以后紅色中國在西方世界眼中成了無法與之對話的龐然大物站在對立面的共產主義陣營中,而日本成了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的同盟美國必須把日本培養成對抗蘇聯、中國威脅的盟友,因而有意忽略了日本過去的罪行而中國在二戰后陷入國共內戰沒有把日本的戰時罪行公之于眾戰爭結束后中國大陸和臺灣都需要日本來反對對方都需要日本作為貿易伙伴因此沒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賠償。

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臺灣都有責任。

2014年8月25日拉納·米特在接受《重慶日報》記者強雯采訪時說:“我想還中國歷史一個清白”,全視角補正中華民族八年抗戰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

1第二次世界大戰始于中國而非歐洲2、抗戰讓中國付出高昂代價;3、南京大屠殺源于日軍的憤怒;4、西方人很少知道的重慶大轟炸;5、戰后大國交易顯現出對中國的“輕視”。

依據把歷史的真實內容還給歷史這樣的寫作態度,其寫作體例必然是記事的體裁,而不是高談闊論。正如錢鍾書所說,以“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相通”的思想,其寫作技巧必然是淺近平易,使讀者容易接受。《遺忘》的寫作也確實如此,寫作態度嚴肅認真,個章節“起承轉合,無不畢具,洵簡勁之至”即起伏照應、緊密,一意貫注,詞修而意遠而句法簡潔、沒有長句套長句,言辭表達樸實明爽,實錄無溢美,沒有一句轉彎抹角,或者意義含糊不清。說理不厭其詳,卻也清楚明快。

三、注重細節

獲得史料里的細節,運用好史料里的細節, 拉納·米特做得非常出色。他很注重細節,以小見大,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種注重細節的做法是史著不同于其他學術論著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歷史中的一個細節往往比一大堆空洞的評論更能說明問題。但并不是每個細節都很重要,能否抓住關鍵性的細節,就要看作者是否有很敏感的問題意識,即通常所說的“史識”。

例一:

拉納·米特如何援引毛澤東著作,請欣賞新世界版《遺忘》第2章第1節《統一中國之戰》中的片段:

毛澤東于1893年出生于華中地區湖南省韶山市的一個村莊。在當時很多人看來,蔣介石為人冷漠、高深莫測;而毛澤東給人的印象卻恰恰相反,他靈活多變、開朗外向、熱情洋溢。蔣介石很少與人談笑風生,而毛澤東則喜歡與朋友和訪客高談闊論。毛澤東始終在尋找一個能夠展現自我的更大舞臺。對于舊式的思想和行為,他極為輕視,認為它們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年輕時,他曾經不無憤怒地撰文,抨擊包辦婚姻的傳統。他在文中寫道:“中國的父母都是間接強奸自己的子女。”最能夠反映毛澤東年輕時性格的是他的個人鍛煉計劃(“全身一起一蹲,蹲時臀跟略接,三次。”),該計劃的目的在于磨礪自己的身體與意志,成為振興中華的棟梁之材60年后,即1966年,正是出于同樣的想法,毛澤東公開游泳橫渡長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縱觀其一生,早年與父親的不睦對他的性格產生了極大影響。毛澤東的父親思想保守,是一位富有農民。兩人的沖突最終促使毛澤東離開家鄉,開始從事政治新聞工作。毛澤東深受中國古典書籍的影響,熟讀《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傳奇著作,其性格中充滿英雄浪漫主義情懷。他矢志不移地追尋強國之夢,與蔣介石不同的是,他主張徹底“改天換地”。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開展一場全面的社會政治革命。

文中“全身一起一蹲,蹲時臀跟略接,三次”“中國的父母都是間接強奸自己的子女”的兩個細節寫起,寫得極致,讀者讀得有興趣、讀得懂、有收獲。這兩個細節,都是《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的《體育之研究》《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兩篇著作約7000里的兩句。拉納·米特無疑需要把毛澤東著作全面閱讀,整體領會,才能將毛澤東在青年時期的平常的思想情感細節,挖掘出不平常,以涓細日常的寫真,再現一個有性格、有志向、可以理解、可以認識的偉大人物——毛澤東孫犁說“寫傳記首先是存實然后才是文采”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歷史的第一個任務是再現生活;第二個任務——那不是所有的歷史家都能做到的——是說明生活;如果一個歷史家不管第二個任務那末他只是一個簡單的編年史家他的著作只能為真正的歷史家提供材料或者只是一個滿足人們好奇心的讀物擔負起了第二個任務歷史家才成為思想家他的著作然后才有科學價值。”

遺忘援引毛澤東語錄有20多處。如“那些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 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又如“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敬懇嚴令廿九軍,奮勇抵抗,并本三中全會御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

例二:

拉納·米特是如何挖掘出《周佛海日記》中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楊豫說日記是更為可信的史料,因為這類史料的作者并不在乎未來的利用者會有什么樣的想法,往往記載了作者與他人的討論和做出的決定的真實過程,有時還記載了當時的內心思想活動。日記是一種重要的原始史料,記載了作者自己對親身經歷和目擊的事件以及他們對這些事件的思考和主觀上的反應,更能揭示作者的性格和觀點。記日記往往有多種多樣的目的。有的純粹是為了滿足觀察和思考上的享受,同時又不受小說、詩歌、劇本和電影等形式的約束。利用者只有讀過他的日記以后才能真正了解這位人物和那時社會情況。”拉納·米特在《遺忘》第4章第2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根據《周佛海日記》寫道:

不僅僅是美國人勸解蔣介石要謹慎行事,后者的許多同僚也同樣如此告誡。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里,汪精衛費心費力,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想辦法避免與日本開戰。此時,他建議蔣介石不要將沖突升級。另一個主張忍耐的聲音來自周佛海。1937年,周佛海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他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爬到這個位置。周佛海曾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但很快就脫離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即便如此,他還是跟很多杰出的中共人物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當中共創建人之一陳獨秀于19378月從國民黨監獄獲釋時,周佛海是最早前去探訪的人之一。然而,在“黃金十年”期間,他的政治主張更多地和汪精衛聯系在一起。接下來的幾個月之內,這兩個人的結盟對他們以后的命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7月7日戰斗打響之后的幾天里,周佛海正在趕往廬山與蔣介石會面的路上。到達之后,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后恐對外問題演成對內問題,中央應付更不易,思之悵然。即便感受到了廬山的緊張氣氛他仍然奢望事情可以盡快和平解決他甚至在歡洽的氣氛中參加了由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合舉辦的宴會;雖然在7月17日的一次會議上討論到抵抗的問題但會議似乎沒有表現開戰的意愿“發言者七人均無多精彩”他記錄稱他第二天就聽聞日本的駐華大使川越茂已經在跟中國外交部交涉,試圖緩和局勢,將沖突界定為地區性事件。他寫道:“以情形測之,或不致擴大歟。”

周佛海也借此機會在廬山問候他的“老朋友”周恩來和林伯渠,他第一次認識他們還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政治的翻云覆雨把周佛海變成了與共產黨人不共戴天的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忠實盟友,雖然現在周佛海和“老朋友”聯合起來對付共同敵人,但即便是曾經有過的友誼也無法消除他們思想上的根本差異。周佛海希望戰爭晚一點爆發,哪怕只晚一小段時間也好。(新世界版遺忘81-82

文中引用了《周佛海日記》1937年7月14至20日7天日記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時起,赴布雷處略談。旋公達來,同至耿光處午飯,并至美國學校及九十四號訪友,即于九十號晚飯。九時返寓,與力子、布雷、滄波、鶴皋談至十二時始寢。聞北方當局對日有屈服消息,以后恐對外問題演成對內問題,中央應付更不易,思之悵然。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七時起。見客六人。飯后午睡片刻。公達來,談至三時。出外散步,遇張君勵〔勱〕,談教育問題。晚未出外,與布雷等閑談。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七時起,旋赴圖書館參加第一次談話會首由汪先生對政治問題作一引論,旋由張君勱、曾琦等發言,對憲政等問題有所陳述。十一時散會,與汪先生及公博、希圣、思平等談北方情形。十二時應蔣、汪二公之宴。汪先生述歡迎意,由胡適作答。一時半返寓。見客四人,淋浴后赴君強處晚飯。九時返,由〔與〕布雷略談。十一時就寢。

七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時半起。旋出席第二次談話會首由汪先生報告數年來外交情形;次由蔣先生報告蘆溝橋事件及中央方針,內容為應戰而不求戰,故不辭和平解決,并提出最低條件三項。發言者七人,均無多精彩。十一時散會。赴天翼處,談至下午五時半始辭出,所涉范圍甚廣。晚與滄波、布雷、鶴皋閑談。十二時寢。

①蔣介石講話稱:“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  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他提出四項條件(日記記為“最低條件三項”):“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時起。赴布雷處略談。旋公達、公展來。飯后午睡,三時半始起。見客五人。旋力子先生來談至七時飯后始辭去。晚見客二人,中一人為邵鶴亭,談此訓練感想,所得頗多。本日聞川越送備忘錄于外部,述二點:一、請中國勿過分刺激日本國民之言動;二、勿阻礙華北事件地方解決。以情形測之,或不致擴大歟!

①川越,川越茂。時任日本駐華全權大使

②外部,即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時起。旋出席政治組談話會。十一時散會返寓。飯后略睡。二時半希圣來,略談,同往訪共黨首領周恩來、林伯渠,十年前老友也。相見唏噓,不勝今昔之感,相與詳談政策轉變之意義及經過。五時半返寓,與希圣談共黨將來,決定其不易維系也。晚與布雷、鶴皋閑談。九時即寢。

1937715,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抵廬山,與國民黨當局就國共合作的具體問題再次進行談判。代表團成員有秦邦憲和林伯渠

②林伯渠,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時半閱日大使致外部覺書及我國復文和平似未絕望也。九時參加教育組談話會發言者十余無特殊高明見解惟邵鶴亭所談可謂能見其大十二時返寓。午飯甫畢忽蔣公館來電話謂蔣先生約吃午飯時大雨如注冒雨而往座有岳軍希圣等人三時返寓午睡一小時。與布雷、鶴皋閑談。蔣先生下午已下山,余定后日飛京。七時應陳誠、張厲生之宴,稍坐即返晚與布雷、鶴皋閑談。十時就寢

1937719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科長董道寧赴日本大使館,面提備忘錄(即復文):“現在我國政府愿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協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并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

拉納·米特對周佛海日記的引,的確給讀者全新的感覺,沒有“剪刀加漿糊”“復印機加電腦”。這種引沒有史學素養是寫不出周佛海內心生活——包括情感起伏和心理變化來的。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引導讀者將史實牢記在心,還將周佛海日記讀下去,還將《遺忘》讀下去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新生命開始之日

七時半起。南女中劉校長劉蘅靜來見,說及“以后恐怕見不到廳長”一語,幾泣下。余慰之,相對凄然,亡國之初兆耶!希圣謁汪回,談德大使陶德曼正式提出調解方案,條件與戰前所傳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戰爭而特苛。德使且謂歐戰德國幾次可下臺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敗涂地之局中國不宜蹈此覆轍。其言甚誠懇。蔣介石先生竟拒絕考慮,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種期待也!宗武來,詳商今后政治出路。下午赴天運家一行,亦有生離死別之感。晚,天鷗、遂之、軼群來,商教廳交代辦法。煩甚,飲酒頗多,頭痕欲裂。十一時寢。

①南女中,即江蘇省立南京女子中學

1937115,陶德曼會見蔣介石和孔袢熙,送交日本的誘降條件,內容為:一、內蒙自治;二、在華北沿“滿洲國”邊境至天津鐵路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并在華北建立一個親日政權,而經濟上,“戰爭爆發以前開始的關于讓與礦產的談判,必須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三、擴大上海非軍事區;四、停止反日;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僑權利。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六時起。送天鷗等動身。重霧籠城,天昏地暗,此別不知再會何日,相對泫然。王秋平來,談各方情形,并略商今后出路。并謂:劉湘謂蔣先生以若輩為小孩子,國家大計均置于個人腹中,決不提出商討,且不表示,但若輩自視并非小孩,何以蔣介石先生如此對待?言下深致不滿。日來悲觀之至,謂中國從今后已無歷史,何必記日記?今日決仍繼續,因將數日未記者補記。候淑慧船到,擬往迎接,因赴五臺山村小坐。電家,知淑慧已由蕪湖乘車來京,趕回相見,握手吹噓,并互為安慰。飯后偕淑慧繞市內重要街市一周,并至天運家,話別后情形。十時半返家,與伯粹、君強、芷汀,商動身辦法。一時半就寢。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九時起。聞天翼來,未晤為悵。布雷旋來,談侍從室移地辦法。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今日下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并留其暫勿赴漢。視淑慧摒擋行裝,心亂如麻。十二時赴賀衷寒家午飯,并會同谷正鼎、劉建群,再商青年團政治綱領。三時返家,淑慧外出。聞慕尹曾來,未晤甚歉。晚與君強、芷汀、伯粹痛飲解愁,并赴天運家閑談。十二時返家。家耶?將離家而去矣!狂風大作,如鬼哭神號。記李自成犯京時孝陵夜哭者,此狂風恐亦亡國之兆也。悲痛曷極!

①崇禎十七年(一六四五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之墓,在今南京紫金山麓。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時起。旋出席國防參議會。聞德國調解失敗,焦灼萬端。命運已定,無法挽回矣!未知吾輩死在何處未散會即先退。訪江蘇流亡校長并至棣華處旋與宗武、思平、希圣一同午飯。飯后討論時局,談四小時。群覺束手無策,悶苦不堪言狀。五時返寓。聞淑慧上午來電話,病稍慰〔愈〕,心為之安。當電長沙談話,商遷居。甘乃光、羅君強、陳芷汀來,談一小時。晚赴劉宅。十二時返,緘文白等。

拉納·米特引用周佛海4天日記,來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在播遷前后的周佛海——如何消沉

內部人士要比報紙讀者更早得知此消息,位于幾百公里之外的南京政府辦公室內的周佛海便是其中一位。11月13日,周佛海遇到蔣介石的政治秘書兼撰稿人陳布雷,后者告訴他政府很快會搬遷。周佛海最怕的就是政府在軍事失利之下分崩離析。他在11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為新生命開始之日……日來悲觀之至,謂中國從今后已無歷史,何必記日記?”周佛海找到了少數幾樣可以讓他暫時忘掉痛苦的東西,其一便是酗酒。飲酒一直以來都是周佛海的嗜好之一,因此,他在等待首都淪陷的時候格外放縱自己。有一天晚上他聽到屋外狂風大作,在爛醉的模糊意識中,這個聲音讓他聯想到了明朝在17世紀中葉落入北方入侵者之手時那陰風肆虐的破落景象。在他和妻子打點行李,準備逃往450公里之外的武漢時,周佛海感到自己就像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義和團踐踏首都時外逃的清朝老臣一樣。周佛海出生于富裕家庭,受過良好教育,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會想起這些歷史典故。但這一次的入侵所造成的災難,其規模要遠甚于他的前輩所能想象的新世界版遺忘100

楊堅說:“好的引文是文中的鉆石。至于錯誤累累的引文,那就不過是一堆礫石罷了。讀者有理由因此懷疑著作的質量。為什么?‘文且未亨,理將安托’嘛。”“不要以為引文上的差錯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一部著作的學術聲譽是離不開這等‘小事’的。”

平而福

20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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